一个海归的科研“国产”梦
时间一晃到了2001年，许鲁虽然身在美国，但还是感到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后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惠普公司让我感觉自己只是系统上的某一环，事业虽然蒸蒸日上，但情感上却缺乏归属感。“我想，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心中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都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都希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
于是，就在这一年，许鲁作出了决定：回国从事新技术研发。
回国后的许鲁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刚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这时所里领导给了我这样一个回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回忆起计算所对他的支持，许鲁感动不已，这简单的一句话不仅增强了许鲁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心，更为他后来一手培育起来的中科蓝鲸品牌提供了成长的温室。
经过长时间考虑，许鲁选择了国内尚处于空白的网络存储方向的研发。“当时，国内的存储产品和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市场和研究领域都完全被国外的产品和技术占领。做个形象的比较：在美国惠普公司的研究平台上，我有十几个人的工作团队，而我在国内成立的科研中心只有4个人，甚至连办公室的布线工作都是我一米一米亲手完成的。”谈起项目初期的艰难，许鲁唏嘘不已，“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无论技术实现能力、技术理解能力、还是财务管理和筹措能力等，与国外存在相比比较大的差距。”现实的差距让许鲁经历了事业上从未有过的漫长的“负压”周期。一直到2006年，计算所在他主持的研发项目上投入的巨额资金依然没有明显产出，来自各方的压力达到了顶峰。
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在这个问题面前，许鲁给出了积极的答案。“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从零起步的科研项目，必定会经过建立团队、培养人员、反复研究的周期，承受压力也是必然。”许鲁说，“我从没想过放弃，只想做好手中的每一项工作。”
2007年，成为许鲁事业的分水岭，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给予许鲁项目的鼎力支持成为他迈向成功的重要砝码。这一年，为了更好地将产品市场化，中国科学院与天津市政府开展院地合作——中科蓝鲸公司呱呱落地。
就在许鲁再次慨叹命运垂青之时，他并不知道，为他带来转机的其实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刚刚修订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内容涉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自主创新的政策保障、科技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并重点突出了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政府促进科技进步的职责、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激励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等内容。
“当中国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时，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深层次隐忧渐渐浮出水面：比如，在1993年制定《科技进步法》时，对‘产学研结合’战略定位的认识还不一致，还缺少成功实践经验的支撑，社会环境和条件也有待构建。”段瑞春告诉记者，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可以说再一次加强了我国的“创新”国策理念，这对众多当时科技企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段瑞春的看法在中科蓝鲸公司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2008年，在存储网络几乎全部被国外企业所占据的国内广电行业，中科蓝鲸成功地打入这个市场，进入中国江苏电视台全台网应用建设实施阶段。经过蓝鲸人员4个月的艰苦奋战，该系统的后期制作网、收录网、新闻媒资、广告网和音频网于2009年元月全面投入使用。随后，蓝鲸存储产品成功应用于美国好莱坞影视后期制作和在加拿大举行的第21届冬季奥运会，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存储系统技术成功打入国际高端市场。
“尽管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国外同类高科技企业相比，我们仍有内忧外患。”谈到外患，许鲁认为，与过去相比，高科技企业现在最需要的是国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比如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机遇。谈到内忧，许鲁表示，国家的一些科研资金虽然投到一些中小科技企业身上，但由于研发能力、市场竞争等因素，企业往往不能向前发展，导致部分科研经费的浪费和流失。
“据我所知，硅谷的大企业是靠小企业活着的，因为大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如小企业，而小企业的市场出路不如大企业，两者之间在这两个方面互相弥补，形成良性循环。”许鲁认为国家应该从这方面结合中小科技企业的实际情况慎重思考，帮助企业融入市场经济和科技产出的“大循环”。
也正是倾听到了这样的呼唤，在科技进步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出重要批示：“科技进步法执法检查是今年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要通过执法检查，督促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它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来抓，加大科技投入，加强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努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
在全体会上，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也表示，科技进步法的贯彻实施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推动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李学勇说，产学研合作机制仍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