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168 厂商动态】2010年4月，北京中关村新中关大厦，中科蓝鲸公司刚刚搬迁到这里，总经理许鲁望着眼前崭新的一切，心中感怀的更多是回国10年来走过的每一步。从起初带领4名科技人员走出“一步险棋”，到今日成为领军国内存储行业的“黑马”，许鲁一再强调是一次又一次受到命运垂青，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幸运的眷顾，往往隐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许鲁本人没有意识到，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机遇，和一场变革、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场变革催生的创新“国策”

　　早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邓小平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了解到家用汽车等西方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情况，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情久难平静。随后，他就增派出国留学人员一事作出批示，鼓励扩大出国留学人员数量，认为“这是提高我们科学教育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为了科技强国。”

　　从此，“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开始着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于1985年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就在这时，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许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误打误撞地奔入了出国潮。许鲁先从日本东京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然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再到惠普实验室工作。

　　一晃15年过去，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已经成长为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开始带领十余人组成的团队进行网络存储的高端科研。此时的许鲁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享有的优越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让很多人艳羡不已。但夜深人静的时候，许鲁心中却总是有份挥之不去的惆怅：异国他乡的生活虽然富足，但思乡情结却日渐浓烈，恨不得尽早回到国内发展;也许说服家人放弃物质生活还好说，但出国15年了，国内的科研环境与条件变得怎样了，是否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更让他感到难以决断。

　　然而就是在许鲁出国留学的这15年里，一场大刀阔斧的科技体制改革也在中国各地轰轰烈烈展开着。1985年3月13日，凝聚着全国800多万科技工作者智慧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随后，国务院陆续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些措施的促进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体系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使得变革变得步履蹒跚。不仅体制关系理不顺，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更是突出。大量科研院所游离于企业之外，国家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过多，科研成果被锁进抽屉，束之高阁，大多数人缺乏知识产权概念，更缺少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机制等等。

　　为了移开这些阻挡科技进步的大石，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成为我国科技领域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并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国家推进科技进步的方针、基本制度和保障措施，使党和国家有关科技进步的正确主张与政策上升为法律，为我国科技法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3年10月1日，《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开始实施。”作为《科技进步法》的起草和修订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段瑞春对当年立法的情景记忆犹新。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这项重大立法工作启动之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之后，在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172位人大代表向主席团提议：抓紧研究并制定科技进步法。这一提案得到了科技界、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因此，怎样运用法律手段解放第一生产力，也就自然提上了我国科技工作和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

　　“依法确立国家科技工作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重大政策，确定科学的管理体制等，既是我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创新‘国策’。” 段瑞春说，科技进步法的主线是解放生产力，既要有基本法的性质，又要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解决。

　　正是卸掉包袱后的这十年，中国的科技进步驶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机所走出的工程师柳传志将“中国联想”变成“世界联想”;1998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国的张朝阳创办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首家大型分类查询搜索引擎横空出世，搜狐品牌由此诞生……